孝昌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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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昌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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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孝昌歷史悠久,風光秀麗,孕育了無數風流人物。有著名的三國大將軍費祎,有以孝聞名古今的孝子孟宗,有清代杰出畫家程正揆,有曾向光緒帝上書力薦康有為的晚清大臣高燮曾;有紡織工業巨子、民族工業先驅石鳳翔,有著名的現代文學家、翻譯家麗尼等。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孝昌早期知名的共產黨員有衛祖圣、李洞章、陽協陶等。《中國人民解放軍將帥名錄》收錄的1955年~1965年授銜將帥中,孝昌籍將軍6人,其中上將1人(劉震),少將5人(石忠漢、盧南樵、劉振國、楊煥民、胡定千)。 解放后特別是建縣以來,孝昌境內也涌現出許多很有影響的人物。
  費   祎(?~公元253) 字文偉,江夏黽阝(今孝昌縣地當時屬江夏黽阝縣)人,年少時雙親亡故,隨其叔父求學來到成都。 公元214年劉備兵圍成都,劉璋投降,劉備自令益州牧,費祎留蜀。劉備稱帝后,費祎被封為舍人(隨侍太子),后又升為庶子。劉備死后,太子即位,封費祎為黃門侍郎(侍從皇帝,傳達詔命)。費祎擅長外交,常被諸葛亮派往東吳,執行聯吳抗魏的使命。   公元227年時諸葛亮進駐漢中,費祎任參軍,地位頗重,諸葛亮也對其信任有加。諸葛亮在五丈原死后,費祎曾任后軍師負責斷后,可見其才能。回成都后,改任大將軍,錄尚書事(總領之意)。 公元245年,魏軍大舉攻蜀,費祎率軍固守興勢(陜西洋北縣),魏軍無法前進,被迫撤退。費祎趁勢進據三嶺截殺,魏軍損失慘重。 費祎因功封“成鄉侯”,經蔣琬力薦任益州剌史。 公元251年12月費祎從漢中回成都,不久領兵屯駐昭化(古葭萌)。
  公元252年,令費祎在昭化設大將軍府,總令前方征魏事宜。公元253年正月,費祎與前方諸將商討軍情政務,歡飲沉醉,被魏國降將郭循剌死于大將軍府。費祎死后葬于四川昭化西門外, 其墓歷代有培修,自明代以來規模更加宏大, 墓地四周有圍墻、神道、牌坊、碑亭、費公祠、草堂等。清代雍正十三年,果親王送六世達賴喇嘛返回西藏路過昭化時,曾謁費祎墓,并題“深謀卓識”匾。可惜,現費祎墓僅存土半堆,高約3米,墓碑二塊,上題“漢尚書令費公敬侯墓”。  至今,當地老百姓還親切稱費祎為費大將軍。陳壽《三國志》有傳。
 

      孟  宗(?~公元271)   字恭武,一字子恭,三國時吳國江夏青山口(今孝昌縣地當時屬江夏郡)人,讀書勤奮,夙夜不懈,奉母至孝。相傳孟宗少年時,母親生病想吃竹筍,因時值隆冬,竹不生筍,孟宗入竹林涕哭,竹子忽然長出竹筍,孟宗得到竹筍孝敬母親,今孝昌縣周巷鎮青山口“哭竹港”地名流傳保存至今。 后來,孟宗在外做官時,凡有好吃的食物必先寄給母親,然后自用。 吳永安五年(公元262年),孟宗自光祿勛任右御史大夫,寶鼎三年(公元268年)拜司空,所以孟宗又稱孟司空。 孟宗哭竹故事與董永賣身葬父、黃香溫被故事并載元人郭居敬所輯《二十四孝》中,影響深遠。 (詳見第二篇“孟宗故事”) 
 

       程正揆(1604~1676)  字端伯,號鞠陵,又號青溪道人,榜名正揆。豐山人,明末清初著名畫家、收藏家。他出生于貴族家庭,生活在風云多變的歷史時期。年輕時,曾任明王朝的尚寶司卿,掌握皇帝寶璽符牌印章。明亡后,他的畫得到清朝順治帝的賞識,出任工部侍郎,督修乾清宮。后來,因滿漢官員矛盾激化,于公元1657年被革職歸里。革職后的程正揆,醉心于書畫,在繪畫藝術上取得很高成就。他的代表作《江山臥游圖》長達500卷, 畫面上有水光山色、樓臺亭閣、人物花鳥,各卷意境,構圖迥異,抒發著不同的思想感情,清代大畫家龔賢稱他的畫為神品。程正揆在繪畫理論方面也有很高造詣,與他同時代的書畫鑒賞名家張瑤星看了他描繪孝感名山的《白云寨圖》后, 稱為“外師造化,內辟心源”的佳作,還將他所畫的《臥游圖》譽為“千古大觀”。現今北京故宮博物館藏有程正揆自傳、繪畫理論著作和《江山臥游圖》等作品。程正揆不僅擅長繪畫,而且酷愛收藏名畫珍品。他藏有大批五代、宋、元、明代的名畫。現在,中國美術館還珍藏著經他保存下來的《鶴林圖》、《漁家樂》、《九峰三柳讀書》等藝術珍品。 
 

      高燮曾(1841~1917)      字理臣,名楠忠,花西栗林店古柏樹村人。清咸豐八年(1858)中舉人,同治十三年(1874)高燮曾與本縣屠仁守、秦應逵三人同科考中進士。高燮曾被選為庶吉士,授翰林院編修。光緒時,他官至給事中和左都御史。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中國戰敗, 高燮曾與另外六大臣共上奏折彈劾北洋大臣李鴻章“誤國”,要求“懲處”,“以儆將來”。并曾疏指西太后懿旨,有“挾朋比私,淆亂國是”之語,受到慈禧召見、備問。 1898年3月,喪失主權的中俄《旅大租地條約》簽訂,高燮曾對此極為憤慨,即與王佑辟等聯袂入乾清門伏闕痛哭,請求拒俄變法。同年,康有為上書光緒請求變法,當權者厭惡他的耿直,不為他轉奏。當時高燮曾任兵掌印給事中,看到康有為的上書,慨嘆其忠誠,于是上書光緒帝極力推薦,請求委任康有為以要職,此舉在清廷官吏中尚屬首次。
      辛亥革命后,高燮曾抱著對清皇帝的一片忠誠,不愿做另一朝代的官,與其子高承樞一起,辭去所任職務。高燮曾熱愛鄉梓,曾捐俸在故里修建學屋供家鄉子弟就讀,對家鄉貧苦士民亦常盡力相助。雖居官數十年,告老時,惟三四架書籍相伴以度晚年,于1917年去世。
      高燮曾子高承樞,清代舉人,曾任直隸省宣化府懷來縣知縣和懷來州知州。孫高士瑾,抗日戰爭時參加革命,  曾任中共中央機關秘書、張聞天秘書和遼寧省計委副主任等職。孫女高容,抗日戰爭參加革命,曾任湖北省婦聯副主任等職。 
 

      徐煥斗(1873~1949)字星槎,號澴漁,雅號泊叟,花園人,其家為書香門第。徐煥斗幼小聰慧,11歲可背唐詩百首,成績優異。1894(光緒二十年)年進兩湖書院專攻文史詩文,后留校助教。從此,他潛心研究文史,光緒年間薦舉孝廉方正,為補用縣知,后留學日本士官學校,畢業后回國,1912年任漢口警察局局長,但其志趣并不在此。
      徐煥斗精通文史,主修《漢口小志》,親臨江城考察史料,走訪“黃鶴樓”、“晴川閣”、“歸元寺”等風景名勝,了解地方風情時達兩年,完成了《漢口小志》共四卷的編纂工作。另外還編有《琴臺紀略》、《赤壁紀略》各一卷。
      徐煥斗身居江城,就職漢口,但他心系故土,收集孝感歷代名人著作,完成了《孝感詩征》、《孝感文征》、《澴風集》的編寫工作,均正式出版。徐煥斗平生節衣簡食,積錢藏書,人稱“書迷”。 他藏書多為善本,經、子、集、詩、文、詞、賦甚多,私人藏書達5000余冊。  1941年,因權勢所迫,被花園區區長朱壽陔聘為家庭專職先生,只教朱氏之子,徐煥斗勉強應付,不教實學,最后以年老多病回家。徐煥斗為人富有民族氣節,痛恨日軍。 當時暗地給日本宣撫班班長小松作了一副對聯:“小爬蟲終將惡報,松灰鼠定會夭亡。”結果,小松班長被新四軍進城擊斃。 抗日勝利后,徐煥斗仍以教書為業,1949年病逝。 
 

      李文田(1881~1930)  字瑞蓉,名鏡容,1881年出生,白沙人。幼時苦讀經書,愛習詩文,青年時期,胸懷大志,關心國事,   他曾在詩中寫道:“多少興亡憤,凄凄無所支,愿將身世淚,化作杜鵑啼”。 為了尋求國家富強之道,于1903年留學日本,次年與秋瑾女士一同加入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1906年同秋瑾、郭定安等一道回國,清政府賜李文田“進士”學銜, 他婉言謝絕說:“愿作癡農,不當學士”。后立足內黃學堂,積極向軍學兩界宣傳革命真理,還以寫詩作演說。當秋瑾遇難,為了懷念戰友秋瑾女士,他寫了《吊秋瑾女士》詩“夢魂何日伴江東,秋風秋雨泣數窮。解識干戈為社稷,斷全心事斷頭同”。因清軍緝拿,李文田潛回花園后赴省城參加武昌起義。  議和后,在王安瀾部下任書記,此時,出版詩集《國魂》,同時還寫了《秋瑾傳》。后來袁世凱為了當“洪憲皇帝”,下令緝拿革命黨人。 李文田被迫回鄉,在火車開至花園與陸山之間,被袁的爪牙發覺,正搜捕時,李文田跳車脫險, 腿傷被人背送回家,從此結束戎馬生涯。后來在北京、河南、武漢、廣州等地從事教育工作。  1930年2月因病回家醫治不愈,與世長辭。其遺作有雜文《癡農集》8卷、日記《東渡日記》、《歸國日記》各2卷。 
 

      石志泉(1889~1960)  名美瑜,號有儒,石鳳翔胞兄。石志泉幼小勤奮好學,14歲考入日本東京帝國大學攻讀法律專科。  1905年(光緒三十一年)加入孫中山主持的同盟會,從此,全心關注國家時政,并組織青年學生以同盟會政治綱領為依據,隨時準備推翻清王朝,振興中華。為作好輿論準備,石志泉常在《民報》發表關于政體、國體的文章,抨擊清王朝政府。
      辛亥革命后,石志泉回國就職于湖北軍政司法部。隨后,黎元洪調京,湖北實行軍民分制,段祺瑞、段芝貴、王占元先后任職,均巧取豪奪,克扣軍餉。漢陽發生兵變,石志泉極為不滿,辭職去北京政府司法部任職。后復入日本東京帝國大學讀法律系,1914年獲碩士學位,1916年歸國。歸國后歷任奉天高等審判廳長,北京政府大理院推事、司法部次長等職,1922年調任北洋政府司法部次長。因不滿政府官員腐敗,辭職。
      1923年投身于教育界,專心從事法律研究。先后任國立政治大學教務長、朝陽大學校長、北京大學法學院主任、院長、司法儲才館館長,培養了大批法律人才,親手送赴日本留學者50人以上,其中獲碩士者50人。
      1932年在任國民政府司法行政部常務次長期間,他常深入基層,到各省、市、縣巡視司法,了解典型案件,加以分析研究,為制定民法作調查工作。每到一處,都受到基層法律從業者的擁護和老百姓的歡迎。后來,政府腐敗,司法不能獨立,更不能執行法律,為此心憂,主動引退。
      抗日戰爭時期,石志泉在重慶大學任教,并從事法律理論研究,著有《民事訴訟條例釋義》、《新民事訴訟法評論》、《民事案例分解》、《民事調解問答》等。他于1944年重新調任國民黨軍事法庭庭長,1949年去臺灣,1960年病逝。 
 

      石鳳翔(1893~1978)  名志學,豐山滑石沖人。早年隨兄志泉留學日本京都纖維工業大學紡織科。1916年畢業后,至大阪內外棉紗廠實習,該廠欲聘他為青島分廠工程師,石鳳翔婉言辭謝。1917年回國,初任保定甲種工業學校教務長。半年后,在湖北實業廳任技士。并承楚興公司委托于1918年籌辦“楚興紡織學校”,任校長。1923年楚興公司更名為大興公司,并在石家莊籌建大興紗廠,石鳳翔任廠長。1933年,調西安籌辦大興二廠,石鳳翔任經理兼廠長。1937年,由大興、裕華兩公司合作投資,大興二廠改名為西安大華紗廠,他仍為舊任。1939年,又遷部分紗機去四川廣元建大華廣元紗廠。石鳳翔在西安時,其女石靜宜在石鳳翔朋友劉楚才家宴中,與蔣介石次子蔣緯國相識,后結為夫婦,石鳳翔因與蔣介石親家身份更引起各方面重視,  先后被選為由裕華、大華、大興等聯合組成的“裕大華”公司常務董事及公司經營的永利銀行常務董事, 并于1946年出任“裕大華”公司總經理。石鳳翔經常往返于寧、滬、平、津、石家莊等地,收回已為國民黨駐軍及經濟部華北特派員公署所接收的原石家莊大興紗廠產業,貸款復廠開工。 1947年,“裕大華”在武昌瑜珈湖邊創辦私立江漢紡織專科學校,石鳳翔為第一任校長。
      1948年,石鳳翔與上海大生公司合作組建臺灣大秦紗廠,并以紗機1.5萬錠及棉花550噸運往臺灣,但石鳳翔去臺灣后,紗廠終未辦成,1978年,因病逝世。遺著有《棉紡學》上、中、下三冊,《紡織業與抗戰建國》等書,頗多經驗之談。 
 

      麗  尼(1909~1968) 本名郭安仁,麗尼是筆名。白沙栗樹張灣人,著名文學家、翻譯家、教授。
      1921年,入漢口博學書院(后名博學中學)讀書,1925年,因參加反帝大游行被開除學籍。1926~1927年夏,在武漢郵電局任職員。認識了呂驥、夏芝圃等進步文人,曾與夏芝圃合編綜合性文藝刊物《漢心》,并以“燕人”筆名發表《燕語》等小品雜文,由于該刊物涉及評論政治,國民黨當局勒令此刊文稿一律受審,不久被迫停刊。1927年秋,考入上海勞動大學讀書,次年離校,先后擔任上海“自由書店”翻譯,福建《泉州日報》副刊編輯和晉江黎明中學英語教師。1930年2月至8月,在湖南長沙《教學雜志》當編輯、翻譯。后又到武昌“文藝”任教,在武漢《時代日報》主編《時代錄》和《煤坑》兩個文藝副刊,并發表詩歌、散文、小說。1932年,他與武漢的進步組織“反帝大同盟”取得聯系,同年參加“左翼劇聯”。在張庚領導的“鴿的藝術社”參加話劇《卡門》等演出活動。
      1934年去上海定居,在巴金主編的《文學季刊》上發表散文,為大眾出版社編輯《小說》半月刊,與進步人士交往甚密,不久加入“左翼作家聯盟”。  1935年,與巴金、吳朗西、 伍禪等創辦文化生活出版社, 至1936年初“左聯”解散止,曾教巴金學世界語。30年代,曾翻譯魯克泡特金著《俄國文學史》(1931年,重慶出版社), 法國紀德作品《田園交響樂》(1935年,文化生活叢刊), 文化生活出版社還出版了他的三部散文集《黃昏之獻》(1935年)、《鷹之歌》(1936年)、《白夜》(1937年), 文字優美清麗,詩意盎然,在當時吸引過不少藝廊游客。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他家從上海移居武漢,因時局艱難,家境窘迫,于1938年5月以“軍用文官”中的“薦任官”身份,入國民黨軍訓部軍學編譯處任職,主要從事軍事著作英文翻譯。 其間,他為被國民黨當局列入黑名單的進步青年學生通風報信,為被捕的同志擔保,給無處棲身的進步青年專濟援助。 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后,調南京國防部秘書室任少將秘書。 解放戰爭期間,他利用自己的地位,乘機弄到一份蔣軍的作戰計劃,通過作家胡風,找到宋慶齡和廖夢醒,最后,轉交給中央軍委,軍委曾致電嘉獎。在此期間,他還營救過被捕的中共地下黨員。 1949年解放軍渡江前夕,他以另謀教職為由,轉重慶相輝大學任文學系教授。
      1950至1957年, 先后擔任中南人民出版社編輯部副主任,中南人民藝術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中央電影出版社外國電影編譯室副主任等職,  并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武漢大學中文系教授。他以辛勤的勞動,翻譯出版過多種外國文學名著:如屠格涅夫的《前夜》等,在國內曾產生過一定的影響。 他長期擔任文化行政和文學雜志編輯工作,對于組織介紹世界優秀文化藝術作出了積極貢獻。
      1960年,文化部黨組織給他定為“反動黨團骨干”。1965年,調任廣州暨南大學中文系任教。“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沖擊。1968年8月3日,在烈日當頭的強度勞動中,他暈倒在水田,搶救無效含冤逝世。1978年9月,暨南大學黨委報請廣東省委批復,撤消麗尼“反動黨團骨干”的政治結論。并舉行追悼會,為他平反昭雪。1986年9月,該校黨委又發文,對他的“政治歷史問題”作出公正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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